薛兆丰博客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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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赞成以下任何观点，就应该再读点经济学：
● 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会增加乘客负担；
● 实施最低工资法，对社会底层人士有利；
● 价格战和恶性竞争会导致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
● 外国限制我国商品出口，我国就应该限制外国商品进口；
● 贸易顺差好，逆差不好；
● 反垄断法能促进市场竞争；
● 商人实行“价格歧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 政府应创造职位来减少失业；
● 研究股价历史有助预测股市；
● 商人乱提价会引起通货膨胀；
● 企业为职工支付了养老金；
● 地产商推高了土地价格；
● 失业率太低会造成通货膨胀；
● 美联储局负责调节市场利率；
● 囤积居奇导致了物资短缺；
● 政府增加开支有助刺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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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凯觉 得上面开头那句话应该改成：假如您觉得下面的说法肯定是对的，就应该再读点经济学。对这些郭凯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些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于芝加哥学派 极其在中国的流行，他认为也是有原因的，并且认为对于这种仅仅一个学派的观点，个人色彩非常浓重，在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要复杂的多，所以对经济学问题的 解读，往往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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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在中国流行，我个人觉得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是 整个中国真正开始了解市场经济的过程，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也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芝加哥的观点确实是最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在那个时代，芝加哥学派的 观点在中国是有启蒙意义的。其次，当时美国几个有名的经济系：MIT好像没有中国人，哈佛毕业的几个全都没回国（现在陆续都回来了，清华有三位），普林斯 顿的也全都没回国（当然，杨小凯没回国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我一下想不出来斯坦福有谁，唯有芝加哥，有一群很关心中国的中国学生，下面这些可能大家都听说 过的人和芝加哥都有渊源：张五常，邹至庄，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现在，到处都是“经济学家”了。80年代的时候，除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海外归 来的几乎为0，林毅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回来的。张五常把弗里德曼引见给了当时的总理，邹至庄不仅和当时的总理有很密切的来往，而且还办了一个“福特 班”，中国80年代出国的那群经济学家们，不少都受益于此，所以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的影响之大这个也是有点原因的。还有，80年代，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最 盛的时候，虽然从学术上说，50年代－70年代也许更算是我们现在说的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三巨头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贝克尔都还处于颠峰时 期，卢卡斯刚刚写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掀起了理性预期革命。但是直到80年代，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的经济政策，才让芝加哥不仅在学界，更在整个社 会中如日中天。这个时点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重合，中国受芝加哥的影响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芝加哥学派只是整个经济学中的一个学派，哈佛和MIT的经济系在哲学上是不同意芝加哥的， 另外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萨谬而森，托宾还有索罗，一辈子都在和弗里德曼辩论。这些辩论最终可以归于：我们应该多相信市场？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政府 能够做什么？我记得我在MIT上发展经济学课的时候（发展经济学的课是哈佛和MIT联合开的，两个经济系的学生一起上课），印度教授Banerjee讲到 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讲义上列了四个的理论，最后一个就是张无常的。Banerjee只花了20秒介绍张五常的理论：这个人是芝加哥的，你们大概都能猜到 他会说什么，他论证了土地所有权是无所谓的。（我不确定我的记忆是准确的，但是这是我的记忆，说错了请不要见怪）底下一阵大笑之后，就这么过去了。（张的 理论显然代表了一种观点，否则Banerjee不可能把他的理论列上，只是在哈佛和MIT，这样的观点不流行就是了。）
我们国内现在看到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二手的，三手甚至四五手的。消化这些东西需要时间，本土化这 些东西更需要时间。直接套用理论几乎一定是错的，我记得我的老师姚洋就说过：他刚回国的时候，是套理论。看到这个现象，找个学过的理论解释一下。看到那个 现象，再找个理论解释一下。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西方的理论不好用，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 的答案。
看到了薛兆丰的博客，我再想想自己的博客，还有很多别的人的博客，不少人可能就是从这些博客上看 二三四五手的经济学的。我想说，这些博客的个人色彩非常重，我们对经济学的解读相差可能会很大，我们所相信的理论可能相差很大（我就越来越不相信市场万 能，竞争万岁的想法），这个社会本身也是复杂的，不同的视角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请记住：按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在绝大多数时候，经济学是没有标准答案 的。
-----------------------------------------------------------------------3.
上面郭凯提到他的老师姚洋，让我想起几个很巧的事，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起初本科在北大读的地理学，研究生毕业拿到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主修农业经济学，这一年，正好是1989年。同样在这一年，也是上面郭凯提到的，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张五常引见下面见总理……
1996年，姚洋拿到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农村经济、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第二年，姚洋归国北大任教，并供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书。
姚洋在国企改制方面也有研究，曾写过一篇文章，针对郎咸平所说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过颇深入的讨论，有道理有数据也有实例，并且明确指出“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除此之外，还有贪污犯罪、资产转移、经营不善导致银行坏账的问题，“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进而，姚洋也相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肯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所要做的，恐怕还是要加强监管力度，做到更加透明公开，以及同样重要的，如何解决改制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有心人请看原文，《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最后，姚洋就读博士的这所威斯康星大学，英文叫做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五月间给我们上课“土地产权”的教授，也来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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